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为战区，同济大学吴淞校区被日军炸毁，为继续办学只得向内地迁徙，于是就有了被称为“同济长征”的十年（1937-1946）。没有完整的校舍，没有系统的教学课表，就连学生和老师都是沿途边走边招募，战火让求学之路变得异常艰难，但也没能阻拦同济师生向前的步伐。在这十年当中，同济土木和交通学科“夹缝中求生存”，为中国西南地区及抗战一线的交通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为同济校友徐为康手绘的六次迁校示意图

01 战争爆发，六次西迁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军为迅速攻占上海，出动了数百架次的飞机轰炸宝山和市区，位于吴淞镇的同济大学被夷为平地。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在“七七事变”后当机立断，指挥学校向公共租界搬迁，幸而在八月十二日下午，也就是上海战役爆发的前一刻将全部师生撤离吴淞校区。学校在9月初又做出决定，搬迁至浙江金华。

      10月20日，同济在金华开学，能够赶到金华的教师有33人，学生596人。在25日的开学典礼上，翁校长号召师生“养成良善纯朴之学风，以树立新教育之基础”以应对战争中办学的艰苦。此后学校开始组建医疗救护小组，展开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11月，日军在占领上海后开始进攻杭州，防空警报不时在金华响起，于是学校决定再次迁往江西赣州（医学院前往吉安）。全校师生的行李由学校统一托运，人员则一路搭乘火车用了四至五日到达南昌，再步行前往赣州。1938年1月开始恢复上课，此时国立同济大学已无“国立”之根，办学条件变得局促，宿舍拥挤、照明也只有教室里装的一盏汽油灯。赣州办学时期，同济大学部的学生总共才450余人，办学规模远已远不如吴淞时期。来到赣州的教师有73人，其中还包括了德国教师13人。但因为战事以及德国政府的态度转变，到1938年下半年，大部分德国教师陆续离开，学校转由中国教师承担主要教学任务。

      在赣州，学生们在学习之余还组织话剧团演出抗日剧目，募捐慰劳前线战士。然而平静没有维持很久，1938年7月战火已经烧到九江，学校再度开始搬迁。学生们搭乘卡车和火车，甚至有些是徒步前往桂林，而后沿漓江搭乘木船经阳朔至平乐，最终辗转来到了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八步镇中学，有楼房和操场可供学校使用，教学条件比赣州稍好。只是学校托运的行李和书籍都还未送达，防空警报倒先响了起来。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后开始进攻华南，这年冬天，同济师生又一次踏上迁徙之路，并且比以往几次更为困顿，学生们依靠步行走了整整一个月，经柳州到南宁，才搭上船只通过镇南关来到越南的同登，在绕过河内后重新在云南入境，再等待前往昆明的火车，可谓是颠沛流离。

      在1939年的春节前，大部分师生陆续抵达昆明，该学年得以正式开学。然而在昆明的校舍被分散在各处，教学管理十分不便，学校在短时间内也无法筹措经费自建校舍，只能暂且将就。

江西赣州通天岩上，1938年留下的石刻“同济”二字

学生从赣州前往八步途中

位于昆明富春街的同济校舍

金华时期同济学生创办的抗日救亡刊物《合流》

昆明时期同济学生组织的我国第一个儿童剧团，图为儿童剧《小间谍》演出照

02 李庄成为同济的第二故乡

      1940年的秋天，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也日益增多，造成了学生的伤亡，此外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也被切断，学校考虑事态严峻，不得不第六次迁校。但此时因为战事已蔓延全国，能够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已非易事。学校希望在距离云南较近的宜宾各地寻找校址，但均无所获，直到李庄发来了那份欢迎迁校的电报。

日本报纸刊登的轰炸昆明的图片

1938年日军占领珠海机场后，就开始持续对重庆、昆明等中国西南城市进行空袭

      四川省南溪县李庄（今位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在1983年9月之前属南溪县所辖），位于岷江与金沙江合入长江之流域，在宜宾下游南岸19公里处。李庄建镇历史已有千年，因水运便利，已发展为长江上重要的码头和粮仓，是宜宾东下泸州、重庆的水陆门户。

      受母校之托，曾就读于同济大学的中元纸厂（前身为上海中元造纸厂）厂长钱子宁，1948年8月间来到李庄探寻合适的校址，正巧碰到在李庄颇具名望的乡绅罗南陔。罗南陔随即邀请李庄属地的区长张官周、镇长杨君惠、镇上乡绅名流宛玉亭、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人共聚羊街8号罗南陔的府邸，共同商讨接纳同济大学一事。李庄士绅向来崇文重教、开明包容，他们一致认为国家危难，学校等文教机构一定要保全，并且同济大学来到李庄，于当地的经济文化等各方发展也有益处，于是罗南陔便向同济大学发出了那份16字的电报——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1940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迁往李庄。先前五次迁校，长则数月短则数日均未久留，办学异常艰辛。而此次搬迁，李庄上下为学校的到来做足了准备，让学校得以安心于治学，自此一住便是六年，李庄于是成了同济的“第二故乡”。

现今位于天后宫的纪念碑（但这16字难以考证是否真实为罗南陔所写）

罗南陔在发出此份电报之前，实际已发送多份电报往来学校、南溪县政府、教育部，阐明了李庄的风土人情和接纳办学的意愿，对办学保障也做了计划

      在国家危亡之际，为了民族大义，李庄居民将世代供奉的菩萨雕像推到，泣泪掩埋，李庄镇上的“九宫十八庙”，只要稍有规模的庙宇，悉数腾出交由学校使用——禹王宫（今慧光寺）为学校办公室、东岳庙为工学院、南华宫为理学院、祖师殿为医学院、紫云宫为图书馆……（1945年创办法学院也设在东岳庙内的玉皇楼）师生住宿等则租借大户人家的私宅，并新建了同济新村。

      在同济大学之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文教机构也悉数迁来。分别安置在镇上望族张家的老房和祠堂、离镇几里路的板栗坳栗峰书院、镇外的石崖湾和门官田等地。

      原本两三千人的李庄，一下子涌入上万人，也使得抗战时期的李庄成为与重庆、昆明、成都齐名的“四大文化中心”。据说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当时接收国际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即可送达。

      当年工学院所在的东岳庙，下图为2019年4月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吴兵带队赴李庄学习同济办学历史，考察团在工学院旧址前合影

      在罗南陔牵头的32位李庄士绅签署文件中提到：

      “绅等以同大系著名高级教育机关，政府非常重视，千里流亡，亟待整理。且该校迁来之后，对于地方文化、经济、卫生各方面均属裨益不小。”可见罗南陔等人对于大学教育的尊重和支持，对地方建设也有长远的眼光。

      “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建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该局既为地方机关，对同大辗转流亡来此，究竟是否应当表示欢迎？”这份文件最终递交南溪县当局，要求政府也提供一部分公共建筑让渡于同济办学，亦可见李庄人民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图为1941年6月，罗南陔（前左一）出席中央研究院成立13周年庆祝时留下的照片

      1941年，时任代理工学院院长倪超与罗云平、朱木美等人从昆明押运图书、仪器、工具等部分校产经陆路、水路，多方辗转，终于抵达李庄。工学院得以在该年秋天恢复开学，而此时的同济大学工学院，保全了机械、电机、土木、测量的四系建制，以及一个造船组（该组在1945年改为造船系）。但是因战时德国教师相继回国，1941年土木系只有倪超、罗云平、魏特、朱振德等4位教授，后经各方聘请才逐渐壮大规模。

      从1942年起，土木系学制从五年改为四年，全系开设37门课程，在一、二年级时，主要为普通基础课；而在三、四年级时，则为基础技术课和专业课程。当时的专业课程主要有：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建筑，结构力学、铁道工程、道路工程，水利工程，给水工程、钢桥、地质学、水文学、平面测量等。担任授课教师的先后有余家洵、房广猷、刘允年、罗云平、黎嗣林、刘百铨、江鸿、倪超、龙庆忠、朱振德，魏泽、蒋铁珊、魏华鸥、叶雪安、王志鹄、魏特等人。

1942年学校庆祝建校35周年，图为工学院门口庆祝装饰

35周年校庆时还举办了运动会，图为丁文渊校长的夫人为学生颁奖

丁文渊是校史上唯一出任两次的校长（分别是1942-1944年、1947-1948年）

      虽然1937年前后德国政府就完全停发同济德籍教师的补助，但还是有几位德国教师不离不弃，跟随学校来到了李庄，其中最著名的是生理系教授史图博（H. Stübel），他也是一位人类学专家，后来加入了中国籍，他科考挖掘的黎族文物至今还在故宫珍藏。

      在同济大学内迁中，史图博始终相随，尽力维系生理研究馆运作，甚至于1946年返沪后，他再次亲手重建生理馆，为学校教学做出重大的贡献。

图为1928年1月16日，唐哲等同济学生在天津丸轮船上送史图博回国休假，来到李庄的德籍工科教授还有欧特、许华生、哈朋、费切尔等4人

03 一张宁静的书桌

      李庄时期，工学院的院长先后为倪超（1942年12月起）、薛祉（1942年起）与江鸿（1944年至1945年）。土木系主任则由余家洵（1940年至1945年）和刘百铨（1945年至1946年）先后担任。余家洵教授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许多著作如《基础工学》《河工方略》等后成为了一直沿用的经典教材；刘百铨于慕尼黑大学工学硕士毕业，后成为国内机械设备建造领域的著名专家。

      这一时期，因为李庄人民的鼎立支持，同济学子有了“一张宁静的书桌”，得以潜心问学，各类学科研究逐步回归正轨，交通学科也在此期间收获了一些发展。1942年，土木系特别印编了《建系31周年纪念刊》，其中负责教授交通学科的几位教师也发表了学术论文，如倪超教授的《海洋交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罗云平教授的《新时代的道路是诞生滋长在中国》等。

倪超教授（1907-1996）193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1937年获汉诺威大学工学博士学位

罗云平教授（1915-1984），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后留学德国获得汉诺威大学工学博士，德国柏林高等工科大学特学工程师

      两人均为当时国内土木及交通学科的顶尖专业人才，也是同济在李庄时期的学术领军人物。

      在抗战胜利后，他们先后派驻台湾接管铁路部门，又先后担任成功大学第四任和第五任校长。罗云平之后还离开校园出任台湾“教育部”部长职务，极大推进了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成功大学现建有“卓群大楼”和“云平大楼”以示纪念（倪超字卓群）

1942年，土木系编印的建系31周年纪念刊

按纪念刊所载，土木系肇立于1912年

土木建系31周年纪念刊的目录

倪超的学术论文《海洋交通与二次世界大战》

罗云平的学术论文《新时代的道路是诞生滋长在中国》

倪超《八十回忆录》中收录的论文《交通对于近代战争之关系》，该篇系倪超1938年留学归国返回同济任教的途中所撰写

      罗云平教授倡导全面国防以抗日救亡，曾于1914年在昆明撰写了《军用轻便铁路工程》，1943年在李庄撰写了《城塞工程》《军用急造道路工程》等国防科学丛书专著。

图为中华自然科学社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军用急造道路工程》

      随着同济土木系的发展，交通学科的师资力量也有所补充，至1945年已有10位教师授课，包括吴之翰、倪超、罗云平、蒋铁珊、谈冠雄等知名学者先后担任铁路学、道路工程等科目的教授工作。

工学院土木系1945年上、下半学期的教师任课表

      在西迁途中，还有一些知名学者曾在同济短暂任教，比如美籍华裔国际著名结构专家林同炎（1911-2003），他是我国早期铁路桥梁建设的先驱者之一，是同时代世界建筑、桥梁最著名的大师之一。

      1933年至1940年间，林同炎回国任渝铁路桥梁课长、滇缅铁路设计课长与上海市政府顾问，参与了津浦铁路、成渝铁路、滇缅铁路、宝鸡天水铁路等铁路的隧道、桥梁等设计建设。

      1939年至1940年，正在昆明蛰伏的同济大学有幸请到林同炎前来授课，而在改革开放后先生又多次来校讲学，同济大学授予先生名誉博士及名誉教授。目前在上海还有著名企业“上海林同炎李国豪土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一切需要，地方供应”，罗南陔果然为同济办校不遗余力地给与支持，家族上千亩的田地至1946年已变卖到不足百亩。而乡绅们当时的远见也一一得到了兑现：工学院后来采用的直流机发电，供应了全镇的照明和机械农机，李庄镇竟比南溪县城要早10年用上电灯；同济医学院的现代化医院显著提高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当然同济给与李庄最直接的帮助，就是为李庄及周边的孩童提供了全国最好的教育机会，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直到研究生教育，都一应俱全，全国乡镇也仅李庄有此规格。

      同济大学与众多教育科研机构汇聚李庄，也让李庄成为智慧闪耀的热土，傅斯年、陶孟和、李方桂、梁思成、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大家纷至沓来，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就是在李庄完成

图为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李庄的合影

1943年，土木系毕业生和老师在东岳庙门前合影

      “宁静的书桌”为同济提供了发展壮大的土壤，在李庄的六年时间，同济大学毕业生有3000多人。土木系学生也逐年增加：1941年毕业8人、1942年毕业11人、1943年毕业14人、1944年毕业26人、1945年毕业51人以及1945年时全系各年级学生共有154人。土木系学生毕业后，大多前往新疆、云南、西北、重庆、江西、湖南等艰苦边远地区和抗战一线，保家卫国，投身国家土木和交通建设。其中，也不乏在学术领域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1943年土木毕业学生就业志愿表

张浩，1920年生，1944年工学院土木系毕业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副总工程师，人民大会堂结构设计负责人之一

江可宗（1918-1997），江西临川人，力学教育家

1941年毕业于工学院土木系，建立了上海交通大学流体力学教研室

上海力学学会筹建人

俞载道，浙江奉化人，1944年毕业于工学院土木系

历任同济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海洋工程与海洋地质研究所所长

      1944年冬天，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已威胁到陪都重庆，时局危难。同济教务长蔡其恕在禹王宫发表动员演讲，号召知识青年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德国留学归来的工学院博士杨宝琳教授第一个上台报名参军，教务长的两个侄子，蔡祖欢和蔡祖德亦同时报名。最终在同济全校总人数2423人中有师生近700人报名，最终也有365人入选从军，为全国高校参军人数之最。

      1945年1月20日，同济学生所参加的青年远征军203师开赴四川泸县受训。而至当年8月便迎来抗战胜利，全国十万学生军幸而未及投入前线，全部复员。当然能担起国内“十军工、九同济”之重任的同济学子，不止有慷慨从军之志，更有“医工救国”、“教育兴邦”之大任。抗战胜利之后，也是同济告别李庄之时。1946年10月，小火轮“长远号”带着同济师生离开李庄返回上海，同济人踏上了开拓新前路的征程。

2006年2月，由同济大学筹资、设计、建造的李庄同济纪念碑和纪念广场举行落成典礼

      纪念碑以帆船为造型，寓意双方乘风破浪，携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