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末，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终局，世界沉寂在废墟与硝烟之中。彼时刚创办不久的同济也陷入自学校建立以来的最低谷。为了鼓舞师生，亦为了坚定办学决心，该年学校创办了校史上的第一本学报《同济》。在《发刊词》中，时任同济校长的阮尚介，提出“厚国聚民，莫先乎工”的办学使命。这既是对同济创办者们心路历程的回望，也是直面未来，勉励同济学子在艰难的时局中，不忘学习报国的信念。

此后百年匆匆如白驹过隙，这所由德国军医为救济战争创伤所开办的学堂，从开设医工两科起步，逐步发展为一所享誉世界的综合性大学。医者仁心的济世情怀，工科厚学的严谨学风，老一辈同济人的风采依旧，始终薪火相传。

 

 

01：“同济”精神，始于一位德国医生的大爱

埃里希·宝隆（Erics Paulum）

1862年3月4日，埃里希·宝隆（Erics Paulum）出生于德国东部城市帕瑟瓦尔克（Pasewalk）①。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柏林的建筑师，在宝隆出生后不久，便举家来到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参与一项工程设计。然而不幸的是，2年后宝隆的父母都感染了肺结核（当时是不治之症），他们被迫与孩子隔离并住进了柏林的医院，而后两人32岁不到，便先后去世。

宝隆之后由姨妈抚养长大，并在1882年获得了高中毕业文凭。因为没钱上大学，他选择了参军的道路，并立志成为一名医生，能够去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①注：帕瑟瓦尔克（Pasewalk）为德国东北部城市，距离柏林约120公里；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为德国萨克森州东部城市，也是宝隆母亲和姨母生活的城市，距离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约12公里。

1882年宝隆进入在基尔（Kiel）的皇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外科医学学院（Koniglich medizinisch-chirurgische Friedrich-Wilhelm-Institut）学习，并在随后的几年里服役于德国的步兵军团，并被任命为助理医师。1887年宝隆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医学博士，之后便参加了海军。

1891年，宝隆作为军舰狼号（Wolf）和鸡貂号（Iltis）的随舰医生，跟随鸡貂号军舰第一次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乐土，来到上海的外国人大多是富商与军官，拥有富裕的生活条件。然而生活在上海老城厢的中国人，大多贫穷，居所肮脏，受到霍乱、疟疾、麻风和伤寒等流行病的侵扰，也没有足够的医疗措施去应对。在看到上海的医疗卫生情况后，宝隆便有了在上海开设医院的设想。1889年他结束了军队的服役，回到德国进修学习，尤其是提高外科手术的技术。

1895年宝隆第二次来到上海，在德国医生卡尔·策德里乌斯（Carl•Zedelius）的诊所里做助理，后者曾在奥尔登堡（Oldenburg）大公爵的宫廷内生活，是王子的“伴游”（替身）。虽然卡尔起初并不看好宝隆为中国人开办诊所的计划，然而还是给与了宝隆一些帮助。

1899年，宝隆与同在上海的福沙伯（Von Schab）等几位好友，一同成立了“德医工会”。在德国驻沪领事克纳佩（Wilhelm Knappe）和上海商人虞洽卿、叶澄衷等人的帮助下，宝隆在白克路（Burkill Road，现为凤阳路）用7000两银子购得土地，开始建造医院大楼。1900年共三层砖砌结构的大楼完工，底楼为门诊部，二三楼为病室，总计有20张病床。

医院取名为“同济医院”，“同济”一词源于巧妙地用沪语“Tung-Chi”来音译“Deutsch（德语）”，意思是“同舟共济”，代表着宝隆对他在中国所实施计划的那份情感。

 

刚建成的同济医院

另记：1900年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策德里乌斯因患上肺炎意外去世，而此时宝隆正热恋着策德里乌斯的长女卡莱尔（Claire·Zedelius）。对此，宝隆先是将策德里乌斯的家人送回德国，自己留下来为诊所善后直到移交给另一位德国医生。随后宝隆借机也回到德国，招募一些青年医师，并在柏林找到了他的好友、海军军医总监舒尔岑（Dr.Schultzen）。舒尔岑向宝隆承诺，德国政府一定会支持他的事业。再之后，宝隆前往汉堡与卡莱尔举办了婚礼。在经历了大半年的奔波之后，宝隆携夫人方才又来到中国。

除了欧洲的病人，宝隆还不断去寻找和劝说中国病人来同济医院看病。而他不仅要与霍乱与伤寒斗争，还要与当时中国人落后甚至愚昧的医疗观点抗争。没过多久，因为高超的医疗技术，以及亲善的为人，他就赢得了相当的信任，中国人都称呼他为“大宝医生”（Da Bo Issang）。在随后的几年里，宝隆在上海声名鹊起，他开始构思下一步计划，也就是办一所医科专业的学校。

1905年德国外交部与普鲁士文化部就在上海办医科学校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普鲁士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阿尔特霍夫（Althoff）建立了“促进德国与外国精神文化关系科佩尔基金会”，由德国商务顾问科佩尔（Koppel）出任基金会主席，并通过运作基金会，为办校筹集到医科书刊和外科手术器械等设备。

1907年3月，科佩尔基金会、促进在华德国文化工作委员会、上海德医公会和同济医院等四方在柏林签署办校协定。6月2日，德语预备学校（相当于德语中学）开学，有20名中国学生成为首批学员；6月3日，德中两国商人、驻沪领事和德医工会一同成立了学校董事会②；10月1日，上海德国医科学校正式开学，首批由8名学生入学。学校原本在白克路上的同济医院隔壁，以同济医院为临床教学点。后又在石头路（Stone Road，现复兴中路与陕西南路）新建一座可以容纳更多学生的校舍（该条道路也由此更名为宝隆路）。

1908年，学堂定名为“同济德文医学堂”。

②注：学校董事会成员有18人，包括了三位“德医公会”元老，宝隆、福沙伯（Von·Schab）、福尔克尔（Volkers）；三位德国商人，莱姆克、米歇劳和赖纳；两位中国绅商，朱葆三（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及上海商务会会长、大买办）、虞洽卿（荷兰银行买办）；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弗赖海尔·冯·吕特等人。宝隆除了担任董事长，还获得德国政府授予“教授”头衔。德国政府本来想再封赏宝隆爵位，但被宝隆拒绝了。

 

同济德文医学堂的校舍（摄于1910年）

1908年宝隆有了一次短暂的休假，他去意大利参观了一些博物馆，随后去英国和德国访问了一些医科学校。回到上海后，他本想要买下邻居的住宅，以扩大自己家的居住面积。然而由于邻居屋中曾住过伤寒病人，宝隆因此不幸受到感染。

1909年3月5日，47岁的宝隆因伤寒去世。3月7日，静安寺路公墓（现静安公园）举办了宝隆的葬礼。追悼会上，除了宝隆的家属、朋友与同事、德国领事馆的全体人员之外，来自上海市和其他国家的官员、学堂的全体师生、驻沪德国海军、驻沪所有德国公司的领导人、报社记者以及社会各界俱前来悼念。小教堂里一度涌入1200多人，而上海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自发悼念活动，足见世人对宝隆的敬仰。

宝隆去世后，同济医院（Tung-Chi Hospital）更名为“宝隆医院”（Paulun Hospital），而宝隆的好友福沙伯（Dr. Von Schab）接任同济德文医学堂的总监督职位。

 

埃里希·宝隆博士的葬礼

 

 

02：工学堂创办，探索实业救国之路

在筹备医学堂之前，德国政府早就打算在中国开办一所工学堂。然而迫使德国立刻采取行动却是清朝学部（相当于教育部）在1910年6月所发布的一则通告，其中要求将英语作为中国工科学生的必修外语，而这引起了德国对自身文化影响力的担忧。于是在1910年12月10日，德国政府召开工商界和银行界领袖集会，最终推选德国枢密政府顾问费舍尔博士（Fischer）为代表，在中国筹建德文工学堂③。

相比医学堂，德国各界对工学堂的建设更为积极，在费舍尔的号召下，短短几月就筹得175万马克的资金。到第二年1911年初，上海的校舍已开始动工兴建。工学堂校舍位于同济德文医学堂新校区所购买的地块之上，建筑主体设计构思和布局以普鲁士皇家机械学校（今为汉诺威大学）的设计方案为蓝本，由德国建筑师卡尔•贝德克尔（Carl Bädecker）设计，建造费用总计约37万马克。

③注：按德国方面的考察计划，第一批在上海和汉口各建设一所工科学校，第二批将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再建设十几所，但因为战争等问题，实际只有上海德文工科学校建成。

卡尔•贝德克尔（Carl Bädecker）

新校区的主设计师、也是学校的工科教师

校舍建造的同时，普鲁士工商部门开始物色建校工作的人选，并最终委托伯恩哈特•贝伦子（Bernhard Berrens）担任此职务。贝伦子生于1880年9月19日，1898年进入汉诺威大学（即前文提到的“普鲁士皇家机械学校”）机械系学习并于1905年获工程硕士学位。来中国之前，贝伦子在科隆一所大学任教。接受任务后，他立刻在德国各地开展募捐活动，最终收集到大约相当于20万马克的机械设备和教学用具。

伯恩哈特·贝伦子（Bernhard Berrens）

同济工科奠基人

1912年3月中旬，德文工科学校的机械馆及实习工厂也开始兴建。4月初贝伦子到达上海，6月12日便正式开学（工厂等尚未完全建成）。学校第一批招收的只有机械科，总共6名学生。入校学生先要在预科学习3年德文和基础学科，随后在实习工厂实习1年，再随后才是在机电专业进行为期两年的理论学习（1913年理论学习改为三年）。

1912年12月，同济德文工学堂和同济德文医学堂合并，称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工学堂的办学经费同样由董事会来筹措，福沙伯全面领导合并后的学堂事务，贝伦子担任工科教务长。

1908年宝隆和虞洽卿出面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以南、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以西购地12亩，用于建设医学堂新校区。1911年工学堂开始建设，校区面积又增加至31亩。1913年校区和实习工厂建设完毕，校区面积实际又扩大到47亩。最后的宿舍与教学楼完工时间是1914年4月2日，落成典礼在6月2日举办。

同济校园规模之大，在当时的中国已属罕见。但唯一留下的遗憾是，根据1914年4月《中法新约》，新校区被划入扩张后的法租界，也为日后的“317事件”埋下伏笔。

同济老校址后改为中法合办的机械科学校，沿革至今成为上海理工大学校园的一部分

1914年，同济接收了青岛德华大学的部分师生，并因此开设了土木科（当时土木科的主要教学内容中就有铁路、公路、桥梁等课程）。至1915年，在贝伦子的主导下，学校又开设机师科，此时的同济医工两科已相当完备，教学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

回望从宝隆1895年来到上海谋划开办同济医院，到1914年同济医工学堂举办新校区落成典礼，前后约有20年时间。此时的德国，处于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1889年威廉二世继位后次年俾斯麦辞职，国内各方利益冲突爆发，德国开始走向海外殖民的军国主义之路。而这段时期同样也是中国命运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时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1899年义和团运动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让混乱的晚清政府迅速崩塌，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作为国内办学条件最好的医工学校之一，同济学子们所面对的时代责任也是相当沉重。1916年同济第一批工科的学生毕业，土木科有武培明、韩嘉椹、钱廷櫆、胡振声、谭文庆等5位学生；机电科为黄伯樵、刘荫楏、舒震东、曹省之、乐宝琳、沈观宜等8名学生（1912年首届入学的6位学生除王道周1914年2月病逝、朱家骅1914年3月赴德留学外，其余4人均在毕业生之列）。他们之中大多进入到政府部门任职或在重大工程项目中担任要职，成为我国第一批自主培养出来的德式技术骨干力量，走在探索实业救国、实业兴国之路的前列。

 

 

 

03：烙印德式治学理念，传扬百年风采

在中德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兴办的学校并不多，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上海办校？（根据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的记载）一方面是克纳佩等人对德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到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德国要在文化影响力上与英国展开竞赛；另一方面则是宝隆个人的决心。

在宝隆的大力推进下，医学堂的创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为政府后续再办一所工学堂增进了信心。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德国政府非常愿意在中国培育“亲德”的技术人才，这对于未来德国商业利益的延伸将大有益处。

 

德国驻沪总领事克纳佩（Wilhelm Knappe）

威廉·克纳佩（Wilhelm Knappe，1855-1910）, 1883年进德国外交部工作, 1894年任德国驻广州领事, 1898年至1906年任驻上海总领事。1903年12月，克纳佩收到上海德意志联合会理事芬克（Fink）的备忘录，其中提到在中国开办德国工科学校，将为德国工业在中国带来无限的市场。克纳佩是一位相当有远见的人，1904年6月，他将备忘录递交给德国首相比洛（Bǜlow），并提到清政府已经开始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允许学生留学和进入西式学校）。与此同时，克纳佩在上海已经开始与宝隆合作，帮助他与德国在华各界取得联系，包括集资与募捐设施等。可以说，他是德国政府方面，在同济创办过程中走在最前线的重要人物。

1906年，克纳佩从外交部离任，随即担任德意志亚洲银行监事会主席以及科佩尔基金会的在华全权代表，继续为同济办校筹集资金和物资。1906年底德国亚洲协会改名为“促进在华德国文化委员会”，委员会执行主席由帝国邮局副局长菲舍尔（D.P.Fischer）担任，菲舍尔曾是驻华领事馆参赞，对中德文化交流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意愿。与此前提到的德国商务顾问科佩尔（Koppel）一样，菲舍尔与德国政府高层及德国大企业家们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因而在中国办校的事务上，他在德国可谓是“一呼百应”。

因而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科佩尔的基金会、菲舍尔的委员会、外交官克纳佩、宝隆的德医工会等四个团体，他们源源不断地将资金、书刊、仪器设备、医学标本和工厂实验装置从德国运抵上海。以至于在同济建校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济医科的外科手术器械、工厂的机械都是世界最先进的。

所以，在同济创办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全部是德国人。

与欧美在中国办校多以宗教形式开展有所不同，德国更热衷于传递他们的工业文明，也因此同济一直保留着治学理念上的低调、严谨、务实等个性，同济学生亦深受学校德国精神的影响，坚韧、执着而满怀信心。Tanne神甫在宝隆葬礼上的一段讲话，对“德国精神”有着很好的诠释：“德国作风、德国精神以及我们德意志民族的理念，全部在宝隆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他获得所有人的尊敬。宝隆毕生的行为态度是我们民族精神面貌的最好表现，他是属于老一代的德国人。他做的事业明显地多于诺言，我们看到的事实也多于言语和词汇。他的事业是严肃、优异、卓越工作的果实，是集中所有力量成就的成果。”

宝隆是一位务实的行动派，甚至于建立学校原本都不是他整个计划的终点——他的下一步工作是筹钱送一批优秀学生去欧洲留学，让他们获得更好的实践培养，回国后可以直接开办华人医院。然后他会在上海老城厢，与德国政府合力去开辟一块移民地作为“绿色城区”，请德国的园艺师来规划城市园林，并改善区域内的卫生设施，从而在环境上彻底改善中国人的医疗卫生水平。

贝伦子所代表的是追求工匠精神的技术派，他制定了同济工科的教学制度，比如注重实例教学、让实践成为理论教学的一部分等，在此后同济的发展中被延续下来。工学堂最先建造的不是教学楼和宿舍，而是实习工厂；学校迁往吴淞镇后，实习工厂扩大到10个部门，占有最大的建筑面积；在抗战中多次搬迁，学校依然花费巨大代价转运专业机器和设备；回到上海后，学校又花巨资创办工厂购买机器；时至今日，同济大学嘉定校区同样在大力建造实验室和实践基地。

 

1910年的学校实习工厂

School practice factory, 1910

 

在办校之前，因为语言等问题，福沙伯原本建议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护士和护工，宝隆则始终坚持办校目标是医生，并为这个目标献出了一生。之后福沙伯与贝伦子接过了宝隆的理想，在战火之中，校舍几度被摧毁又几度重建。贝伦子以及接替他的罗马尼亚教授史纳娄，也最终都埋葬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之上。

战火蔓延一度完全阻断了同济与德国的联系，然而德国先驱者的理想——“行动派”和“技术派”——如同一枚印章，始终镌刻在同济精神之中，流传百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