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绣贤(1927—2020)
195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道路与机场工程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历任交通部上海公路工程研究所副所长、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参加科学院十二年远景规划、国家科委公路组十年规划等国家重大项目的科学研究。1956年编著我国第一部《土工试验》教材,从事科学研究的40余年中主持完成的“城市道路柔性路面设计方法与指标的研究”、“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的研究”、参加“路基与路面材料参数程控仪的原创追忆学科发展的10月22日同济交通研究”分别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图为2018年12月道路与机场工程系教师叶奋与研究生杜晓博、刘文昶采访时与林绣贤先生贤伉俪合影
01 少年苦难,立志报国
1940年,我考入省立福州中学。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由于日本的入侵,家乡沦陷,没有了校舍,大家都成了流亡学生,国民政府给每人每天分6两(旧制,约为现在的4两)的糙米。大家就靠这个来果腹。如果能用2分钱买一斤空心菜,用开水冲三次,烫熟,这在当时就是最好的菜了。
当年,共有3000人考试,录取了300人,最后只有100人毕业,没毕业的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全都死掉了,十三四岁的孩子,饿死了一批,病死了一批。当时的追悼会都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开,而是好几十个人的追悼会一起开。3000人考试中的第一名也在那时死掉了,他妈妈是靠替别人洗衣服生活的,知道孩子死了的消息后悲痛地呼天抢地。日本鬼子搞细菌战,在我们家乡就撒了一批细菌,我的母亲就因感染瘟疫去世,年仅44岁,真的是国仇家恨啊。
1943年,我初中毕业,被保送至福建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土木系。上学期间,民国经济全面崩溃,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学生经常罢课游行,反对国民政府的统治。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金门的战争,主要干两项工作,一是测量潮水涨落。刚开始,由于对水文不了解,解放军的两艘船在金门搁浅,因此,需要了解潮水涨落规律。还有一项工作是开船,准备开船去解放金门。之后抗美援朝开始了,解放金门的事也就停止了。之后,因为要修建海堤,就去参与海堤修建的测量工作了。
后来我保送到交通大学,但是因为路途遥远以及学费的原因,没有入学。之后就到水利局参与了濯田水坝的修建工作。之后考取了厦门大学。
02土工试验,崭露头角
1951年在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本科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担任技术员。工作期间,发明了野外土基湿度、密度快速测定仪(不用天平、烘箱)。
1953年,我26岁,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工程地基土壤检验讨论会,作学术报告,引起茅以升先生的重视,被安排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北京分会土工组试验部门负责人之一。这个土工组组长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茅以升先生亲自担任,副组长由铁道研究所卢肇钧研究员(全国人民代表、学部委员)、清华大学陈梁生教授担任,秘书周镜研究员(后评为院士),组员有张国霞同志(后评为院士)等。中国科学院工程地基土壤检验讨论会讨论的问题有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础问题、北京十三陵水库的漏水问题、武汉长江大桥前钻孔灌注桩的桥基问题,以及国际土力学会议的有关内容。
为了比较各家土工试验的准确程度,曾由中国科学院土力学研究所发出两个土样,由国内有能力试验的单位作土的颗粒分析、液、塑限等基本试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同样的土样,却得出五花八门的结果。经科学院土力学研究所分析,结论是: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的结果最为准确。为什么最为准确,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认真操作而已。
为此,由试验部门负责再发两个样品给全国25个单位作比较试验,结果更是大相径庭。因此在各单位间互相观摩,找出细节所在,统一了试验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与试验部门另一负责人合著了《土工试验》一书,1956年出版,那一年我29岁。此书的特点是:分基本原理、试验方法、结果的应用、问题讨论四个部分,具有特色。据说之后被北大地理系选作教材。由于这个阶段的工作做得比较好,所以就评为交通部的先进工作者和交通系统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这个契机下,56年年底我就入党了。
03路基路面,精益求精
1959年,全国科学技术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聂荣臻老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分析了全国科研人员的分布情况,他说全国三分之一的科研人员在高校,这部分力量要用起来,作用要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参加会议的陈本端和朱照宏就建议说,是否在我们学校成立研究所。1960年3月,交通部就成立了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上海分所,由交通部直属领导,朱照宏兼任所长。
研究所第一个调来的人是吴佩瑜,我是1961年来的。那个时候国家在把人员下放,交通部副部长潘琪极其主张办这个所,当时全国还有其它所,他是想通过这些所来做好人才力量储备。到了1966年,那边上海地质科学研究院成立,这个地方改为交通科学研究院上海公路工程技术所,后改名为交通部科学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公路工程研究所。
我调到研究所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修订柔性路面设计方法。
当时,中国科学院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把修订苏联柔性路面设计方法列为第3512项。此项工作先由陈炳麟、饶鸿雁主持,在全国成立了七个观测站。先是在广东增城试验站作单层和多层路面大型测定时,发现苏联路面设计的基本公式有问题,后经北京大型试槽测定,福建龙岩试验路整层测定,证明苏联的公式确实存在问题。经研究证明他们在换算方法上违背了基本原则,经纠正后为之建立了单层与多层路面设计的正确公式。
此成果在上海会议上提出后,立刻遭到各方的反对,有同志认为,两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苏联道路科学研究院院长H•H•伊万诺夫教授,竟会犯这样错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会上争执不下,只有西安公路学院张登良说,既然成果己经出来了,让我们比较一下总可以吧!会议草草结束。为此,交通科学研究院专门召开全国专题讨论会,由黄屏副院长亲自主持,经过激烈的争论,总算得到通过。
修订苏联柔性路面设计方法的研究成果在1963年南昌公路会议年会上发表,1964年在西安由公路总局丁贡南总工程师主持鉴定通过。1966年1月由交通部正式批准列入部颁标准JT1004-66《公路柔性路面设计规范》。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给予集体重大贡献奖。
这个成果出来以后,上级领导觉得,柔性路面计设计指标上应增加抗弯拉、抗剪切指标,在修订苏联方法的基础上应提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这被列入国家科委公路组十年规划。先是由公路设计院牵头,搞了一个有弯沉、弯拉指标的多指标设计方法,这个项目是国家科委第2415项。建设部说你们公路部门搞了,我们城市部门也要搞。最后研究形成完整的技术路线,此项目先得到建设部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后由建设部上报,于1991年12月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但这个成果因缺少沥青面层的抗剪强度测定方法,总感不足。后来,在同济大学孙立军首创贯入法测定面层抗剪强度后才得到完善。
第二件事是开展交通部重点科研项目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的研究。
研究成果整理成《半刚性基层沥青路面》一书。此成果先得到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后经国家教委上报,于1992年12月获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并授予勋章。
之后,江苏交通科学研究院为首引进了国外热拌沥青混合料(HMA)组成 Superpave,以交通部交通科学研究院为首引进了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SMA) 以来,国内开始逐步试用,但杂音也不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国外的垃圾,我们却把它作为宝贝,极力反对。为此江苏科学研究院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本人是此项工作的极力支持者,曾发表多篇文章给予支持,最后写就了《HMA和SMA合理集料组成和最佳油石比》一文,以正视听,以利此项工作的推广。并被编入建党八十五周年经典记录,优秀共产党员风采录。
另外,我还参加了路基与路面材料参数程控仪的研究,于93年5月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04 敢讲真话,注重实践
在科研和工作中,我的体会有两点。第一,老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你应该研究的重点。第二,坚持你认为正确的东西,要敢于说真话。做到这两点都非常不容易,平时争论很厉害的问题如果被你解决了,大家的矛头就全会指向你。现在许多人不敢讲真话,一般人在学术场合不讲真话,不敢得罪人,特别是权威的人,害怕,我当时提出苏联公式有错误,被批斗,我也不敢讲了,只敢说有误差。能够百家争鸣的研究环境才是好环境。
对年轻教师和同济学子们,我的建议简单来讲,就是学问与实践相结合。一定要有实践的基础,学问学了很多之后,要先去实践一下,然后再回来学习,肯定要比不实践的学习要好。
我的主张是大学毕业后,应该先去实践,然后再回大学读博士更好。一是实践了才知道怎么做,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我自己有体会,我是先工作,就像之前讲的厦门大堤的测量,我的测量结果都是对的,老师测量就不对,我有经验。二是实践以后你才知道哪里有问题,有些东西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我们的研究和实践工作领域非常广阔,就看你干不干。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搞自动测定仪,我为什么搞这个,就是因为别人干不出来,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忘的。你在学校里学不到,你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只有实践了你才知道哪里有问题。
我的一位研究生朱永灵,担任港珠澳大桥的总负责人。他毕业时,我推荐他去广东省。别人大学毕业都是工程师了,他还没提工程师,他和我说起这个情况。我说你放心好了,做工作,看你的能力,你只要学会做人、勤奋工作,以后总是有发展的。没多久,他就被提拔为局长助理,后来负责港珠澳大桥的筹备。
为什么我感觉我们的教学和研究会有一些缺陷呢,是因为有的老师一直在学校里学习当老师,有时候会认为自己了不起,老看不起工程实践;其实人家也是这样看我们学校的老师。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自己要知道自己几两重,做人一定要谦虚,对国家事情和社会实践要重视,不要因为学习,国家事情都不管,这样是要吃大亏的。
林绣贤先生生平
1927年3月21日 |
出生于福建省连江县 |
1934年9月—1940年9月 |
在福建省连江马鼻中心小学学习 |
1940年9月—1943年9月 |
在福建省福州市第一中学(在沙县)学习,读初中 |
1943年9月—1946年7月 |
在福建省福州市高级工业学校土木科学习 |
1946年8月—1946年12月 |
在福建省公路局尤口测量队工作,任副工程员 |
1947年1月—1947年8月 |
在福建省公路局长汀濯田工程处工作,任工程员 |
1947年9月—1951年9月 |
在福建省厦门大学土木系学习 |
1951年9月—1956年9月 |
在北京交通部公路总局材料试验所工作,历任实习生,技术员 |
1956年9月—1961年3月 |
在北京交通部交通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师(1956年12月2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61年4月—1967年2月 |
在交通部交通研究院和同济大学共同领导下的上海公路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 |
1967年2月—1971年8月 |
文革期间,在干校劳动 |
1971年9月—1978年10月 |
在同济大学公路研究所工作,任工程师 |
1978年10月—1992年12月 |
在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所工作,历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高级工程师、研究员 |
1992年12月 |
在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所退休 |
2020年10月19日 |
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