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姚祖康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

      1952年，姚祖康被分配到汽车干线及城市道路专业，是该专业第一届学生。

      1954年，姚祖康转入同济大学，一年后毕业被分配读研，成为同济大学第一届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研究生。

      1959年，姚祖康研究生毕业被分配留校任教，是同济道路专业当年唯一留校的研究生。

      1986 年，姚祖康任系主任期间，道路工程专业获批成立全国第一个博士点。

      1989 年，姚祖康培养出了道路领域第一个博士。

      可是姚祖康不在乎这些“第一”。他说，这些事总要有人做的。

      他在乎的是自己设想的系所建设目标能否实现。

      “如果给自己在同济交通的这些年打个分，我打4.5分。”

      因为姚祖康始终觉得，自己担任系主任期间，有那么0.5分的遗憾。

人物档案

      姚祖康，男，1934年7月6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市，浙江余杭人。1951年入学清华大学土木系，1954年转学同济大学道桥系，1955年毕业后继续就读同济大学道桥系研究生，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先后担任道路教研室副主任，道路与交通工程系副主任和主任，道路与交通工程研究所所长等职。

一语成真

      记者：您出生在苏州，成长于上海，中小学都是在上海读的吗？当时高考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去清华大学而不是离家近一点的学校？

      姚祖康：我中小学都在上海，1951年参加的高考。那时高考分南、北片区，南边的学校和北边学校分别联合招生。

      北边有清华、北大、燕京这些学校。我那时候就想离开上海，出去闯荡闯荡。所以就报了北边的。清华大学土木系是我的第一志愿。因为我哥哥当时在交大土木系，也是受他影响，当时就填了土木系。

      那时清华的土木和水利是合在一起的。1952年说要学苏联，院系大调整，分专业。水利分了两个专业，土木分了三个专业。当时我想去念水利，因为与好朋友相约去水利。所以当时填志愿，我的一、二志愿都是填的水利专业。第三个志愿空白。

      可是过了几天，指导员问我，怎么你第三志愿是空白？指导员说要补填一个，空白不好。我说随便填，她就给我填了道路。那时候念道路的很少，很多人不愿意。因为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路很少很少。

      当初入学时，清华教务长钱伟长面试我，问我为什么要念土木。我灵机一动说，看中国的地图，所有的道路都在沿海一边，西边都是空白，所以我想念土木。这句话倒成真了。

一句话引发的“迁徙”

      记者：1952年院系调整是怎么回事？

      姚祖康：这跟意识形态有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公办的、民办的、教会的学校，都要学习苏联。苏联不是通识教育，是专业教育。所以就全部打乱了。

      当时清华大学土木系调进来的有北大的、燕大的、辅仁的，好几个学校的同学。就像同济土木系当时有八个学校调整过来一样。

      记者：1954年为什么到了转到了同济？

      姚祖康：据说当时是因为苏联专家的意见。说清华大学要建成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模式，而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并没有道路专业，所以要把道路专业砍掉。苏联有莫斯科公路学院，但是中国没有公路学院，所以就把我们赶到同济来了。

      记者：清华跟同济的老师有什么差别吗？

      姚祖康：有很大差别。清华的氛围跟同济氛围完全不同。我们来的时候是很不习惯。1951年清华的氛围是全面发展的，朝气蓬勃的，很活跃的。

      到同济来有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有的上海学生一有空就回家了，课外活动很少参加，也很少有同学去参加体育活动。我们就觉得不习惯。

同济读研

      记者：感觉不习惯，但是您毕业后还是留在了同济继续读研。

      姚祖康：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都是分配的。留几个、留谁，我们都是服从命令。就像我念这个专业一样。

      记者：当时想读研究生吗？从内心来说。

      姚祖康：当时我们是第一批，觉得研究生不错，可能要钻研什么东西，觉得比较高一点。当时留了八个，最后毕业了三个。

      记者：说明很难啊？

      姚祖康：不是说明很难，八个人有两个调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这两个也算毕业了，但不是同济毕业的。两个人是五七年的时候“反右”被打成右派了，还有一个，他自己不想念，就退学了。最后就这三个，我们毕业时，桥梁专业有两个，加上我们道路三个，当时系里就五个毕业生。

      记者：当时研究生是按苏联“副博士模式培养”？

      姚祖康：五五年的时候还没有副博士制度。五六年的时候，整个政治气氛突然有一个变化。

      五五年之前，经过什么交心、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这运动以后，到五六年初的时候开了一个广州会议，周恩来和陈毅在会上讲向科学进军，这个时候开始转向了。

      知识分子都很激动，那时候就提出来搞科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解放，要发挥作用，要学苏联建立学位制，副博士模式是那时候提的。

      那时候同济施工教研组先有苏联专家，所以同济就学苏联推行副博士制了，当时国家还没有批准，但是已经讲要成立了，于是同济施工教研组就有两个人副博士答辩了。

      我们系也说要把研究生按副博士研究生来培养。所以我们那个学习资料上、研究生的文档资料上面，都写的副博士研究生。

      到五七年又变了。五七年反右，根本就不提这个事了，五八年又大跃进，一系列政治运动后根本就不提副博士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记者：那您感觉当时在同济研究生的学习氛围怎么样？

      姚祖康：研究生也挺自由的。所谓自由，就是让你个人发挥，自己来决定怎么学习，怎么研究，怎么完成学业。

黄土项目和“放卫星”

      记者：读研时做过什么项目？

      姚祖康：在黄土地区做了一个项目。五六年的时候就说向科学进军，科学院当时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黄土。

      五八年，我24岁。那时候到陕北去调研，先从西安坐火车坐到铜川，在铜川坐车到宜川。那时候的车是苏联卡车，我们就把行李放在车厢里边，人就坐在行李卷上。车一路走过去，灰尘全都扬起来了，全是这样的路。

      那时陕北真是贫苦，自然条件太差。我去了一个村庄调查，村里就挖了一个几十米直径的水池承接雨水，吃的用的水全都在这里边。水都不流通，全是腐臭的。

      在黄土地区做试验的时候，找当地一个民工帮忙，民工比我还年轻。他缠着我，非要我把他从陕北的窑洞带到上海来。那时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艰苦。

      在陕北呆了两个月，最后成果是做了一份研究报告，提供给陕西省设计院作为设计参考。

      记者：1958年，您读研期间正好赶上大跃进？

      姚祖康：对，在学校主要就是发科研发卫星。一大批学生拥在实验室，老师出些题目，学生们就去实验室做实验，写一个报告，然后一颗卫星就上去了。

      我们教研室那时候是很出名的，放了很多颗卫星，在全校大会上还得到了表扬。但是那不算是科研，是学生搞的运动。所谓搞科研，其实就是放卫星。

翁先生和陈先生

      记者：翁朝庆先生是您的研究生导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姚祖康：翁先生是抗战胜利以后到上海来的，在学校兼职。五一年的时候，他被同济大学聘用，作为同济大学的正式教师。

      翁先生的特点，他是工程出身的，所以了解工程怎么进行，实践经验比较丰富。

      政治运动的时候，翁先生什么都避开。他不参加，你就没有把柄。但是大家对他这个人评价不是很高，说他在家里面搞私活。说他在家翻译、写书，是为了赚钱。但实际上，大家对翁先生是很佩服的，因为他很用功很努力，学习积累知识传授学生。

      记者：您从翁先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姚祖康：第一是工作经验，第二是他比其他教授都独立。那时候学苏联，他学了俄语之后，就不断地去读书、翻译，他看苏联文献多，知道的多，学习的多。

      我跟在他后面，知道他看了什么，我也要去看看。而且我想看得比他更多，考试才能免得回答不出来。所以翁先生给学生培养了一个学习氛围、风气和习惯。

      记者：您把陈本端先生和翁朝庆先生作为同济道路的奠基人和先行者，为什么是这两位老师？

      姚祖康：没有其他老师了。同济道路其实就是这两个老师，一个翁朝庆，一个陈本端。

      还有一些都是短期的。比如罗孝登、赵骅、蔡乃森等，没多久就调走了。我们接触很少，其实多的就是这两个。

      还有龚雨雷先生，辈分稍微低一点，六零年调到教务处，所以接触的时间比较短。从道路专业来说，其实就是陈先生跟翁先生。

      记者：那您觉得陈本端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人？

      姚祖康：陈先生是领导，系主任。但是他没有实权，只能是执行党的政策来做教育工作，搞一些平衡。

      陈先生为专业做了好多贡献，因为整个专业教学安排，课程分配，他都要出主意。专业的建设、教学工作，他都要过问。虽然他没有实权，但是他还是要去实施党的教育方针，来安排专业的教学工作。

开门办学

      记者：到五九年您就留校任教了？

      姚祖康：当时是分配的，听党的话。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到陕西，一个到北京，也是分配，都不是自己找的。

      记者：您刚留校的时候，主要有什么工作？

      姚祖康：主要负责道路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但当时研究比较少。那时我主要的任务不是研究，主要的任务是教学。因为没做过老师，我要学怎么做老师，要开课，写讲义。

      另外一个任务就是带实习。当时去过很多地方，陕西、浙江、福建。我们年轻教师就是带实习，一年一次，今年带施工，明年就带勘测，后年又带施工。

      带实习第一个任务是联系工地，安排住宿，安排教学活动。因为工地都分散的，施工工地一般都分散在50公里范围内，我们要一个点一个点去检查、布置，50公里全靠步行。

      当时工地全都在山里，没有路，或者只是有一个还没完成的路基。学生要跟着施工队一起，做施工员、领工员，或者做施工管理人员的副手。

      如果是路线设计的项目，那么学生就做测量工作。一次实习大概四到六个礼拜，带三十几个学生。

      记者：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对教学产生影响了吗？

      姚祖康：一开始就不让教嘛，后来就又放松了一点，搞“开门办学”，招了五届工农兵学员。科研方面基本停了，但是我们还有点结合生产的任务，比如生产单位、交通部要搞一个设计手册，我就去参加编写，上海设计院要搞一个汽车试验环道的设计，就去帮着参加。都是结合生产的任务，谈不上科研。

      记者：开门办学是什么意思？

      姚祖康：开门办学，一方面是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另外一个就是说把课放在工地上。工农兵学员和教师，一起组成连队，连队到某一个工地，一边实习一边上课。之前讲的工程实习，也是开门办学。属于一个提法，两个不同的概念。

上海公路研究所

      记者：五九年交通部在同济大学设立了一个上海公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干什么的？

      姚祖康：设立研究所跟当时的体制有关系。不是同济的首创。当时国家是三级体制，中央、大区、省市。所以交通部除了一个总设计院和研究所以外，也要在各个大区设立分所、分院。

      交通部的公路科研所，在华东地区选择了上海。在上海要找一个地方落脚，就选了同济大学。研究所的人员也好，项目也好，经费也好，都是交通部的。当时交通部的项目直接下达到研究所，同济的教师只是个别地参加。

      研究所刚成立时，主要研究路面问题。这个题目很热，大家都搞柔性路面，其实就是沥青路面。那时候我国沥青路面很少，这个设计都是从苏联来的，苏联提供的设计方法和设计规范，然后要把它修改成中国的。当时就集中力量在搞这个。是部里下达的任务。

      到了文革后期，中央决定把三级体制改了，大区就没有了。中央的下属单位，在地方的就下放到地方。研究所就归同济主管了，所有的项目经费、人事全都下来了，研究所的几十个人就属于同济了。

幕布后面来了个中国人

      记者：您最早出国是什么时候？

      姚祖康：八二年。去英国参加一个水泥混凝土路面会议。那时候朱照宏是系主任，他突然通知我说，有个会议在伦敦开，叫我去参加。

      那时候出国控制很严的，我觉得能参加是很意外的事情。但是提交会议论文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就急急忙忙地写。

      批准去那是学校办的，跟我没关系。既然系主任决定让我去，就不会有问题了，我不关心这个。

      论文写好以后，投稿时人家已经截稿了。我就想带着印好的东西去，那时候印刷条件很差，我跑到淮海路，那边有个科研所，有胶印机器。印出来几百份，带在身上过去的。

      到了英国，我就把论文放在会议室门口，大家来的时候想拿就拿一份。就这么散发。这是第一次。

      记者：您发表了演讲？

      姚祖康：发言了，但是是很尴尬地发了言。因为我不知道要我发言，后来看到了会议议程单上有我名字，我的名字是“祖康姚”，开头字母是“Z”。“Z”在最后一个。我以为我是最后一个发言了。

      开会的那个大厅像剧场一样，有楼下楼上。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会议主持人突然第一个就叫我，我就从楼上又走到楼下，发言还有时间限制，当时只有一张纸的准备，只能照着念。

      记者：当时能出国的人很少吧？

      姚祖康：对，当时人家很惊讶，不能说是铁幕吧，幕布后面来了个中国人。

      我那时候只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副教授。结果英国运输部的部长要接见我，吓我一跳。然后运输部总工程师也接见，副总工还请吃饭。

      当时是很狼狈的，因为没出去过。部长接见的时候，一个服务员送来咖啡，我就端着。我很狼狈，我拿着喝呢，还是放呢，还是搅呢，我都不知道。洋相多得很。

      记者：那当时聊了什么？

      姚祖康：这个不记得了，反正就是应酬话吧，讲讲中国的情况，公路的情况之类的。

      记者：第一次出国访学是什么时候？

      姚祖康：八四年。八四年去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土木系交通研究所。八四年八月底去的，八五年九月初回来的。

      记者：那当时是住在哪里？

      姚祖康：住了很多地方。租的房子，没钱啊。宿舍很贵，一个月可能要两三百美元吧，当时我每个月只有大使馆给发的400美金。

      我记得当时官价是三点几吧，但是拿不到。黑市大概七点几，但是黑市也很难去弄，要到外滩那边，违法地去换。所以当时我只有400美金。

      记者：400美金怎么花一个月？

      姚祖康：房租，一般人家家里面一个房间，200左右。吃饭，最低最低一个月是100到150的样子。我找到住的地方200都不到，就100多一点。

      我在美国还要活动，要参加国际会议。跑到东部去参加会议，没人给钱啊。车费，会议费，住宿费，伙食费都得自己节省下来。所以为了其他活动就要省点钱。

      记者：那一年收获大吗？

      姚祖康：收获很大。我学了很多东西，做了很多试验，我能够自己研究东西，有设备仪器供我使用，写东西能够专心有效，没有其他干扰。那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

      并且还看到了国外的管理，实验室怎么操作，都很简单。旁听了几门课，参加了国际会议，访问了加州运输局。

“机场班”

      记者：您在访问访学期间，还专门听了机场方面的课？

      姚祖康：那是因为我有个同学叫曹汝价，当时在民航机场司做副司长。我出去之前，跟曹汝价讲好的，就是同济要提供机场方面的人才。

      记者：怎么会想到开设民航机场班？

      姚祖康：民航不是班，道路交通专业大概90个左右学生，每年分十个人过去，不是个班。

      当时我国民航的发展水平比公路还差，中国机场方面主要还是空军、海军，就是军用机场。民航的机场一般都是军民两用的，军用机场给民航一些使用权。

      民航机场的力量很弱，人也很少。当时曹汝价说要我们同济多派点人去机场，那么要分配人过去，起码应该学过机场的东西。

      所以我想自己先去学一学，因为美国的机场教科书就是加州大学的教授写的，所以当时访学我就去听了这个课。我回来后给学生上了好几年《机场规划与设计》。

      记者：现在民航在同济发展怎么样？

      姚祖康：我答应曹汝价是八八、八九、九零三届，一共30个人。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记者：当时培养的学生在大兴机场建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姚祖康：实际上是个时运吧。这些人八几年毕业的，20几岁。现在基本上四、五十岁了，这些人去了机场以后必然有一部分会是中、上层干部。时间条件在这，就是所谓的时机了。只不过是有人提出这个需要，我适应这个需要就是了。

系主任六年

      记者：八五年回国后您就担任系主任了。担任系主任期间做了哪些事？

      姚祖康：开始的时候，期盼很大。想这样做那样做，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当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学科发展也好，教学内容也好，科学研究也好，都想和国外学来的东西结合上。

      开始就想这样啊，但是，我一个人想没用。要这个系里好多人都有相同的想法，有赞同的才行啊。

      但是往往有一种孤军作战的感觉。我当时不断地派人出去，尽可能地让很多年轻教师，能出去就出去。期待他们学成归来，大家能有共同的想法，共同的追求。

      但到九零年以后失望了。派出去的人有的不回来了。我再怎么搞也没用啊，自己的想法实现不了的，那么占着位置干嘛，而且我已经占了六年了。就辞掉了。

      所以这个六年就这样的，没干出什么东西来。

      记者：您当时最大的希望是能在同济引入国外的模式。

      姚祖康：对，我觉得国外的模式，从内容上来讲，他们先进的技术我们要学，从管理上来讲，觉得很简单的，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但是从理念上来讲就不一样，很不相同。

      记者：具体有哪些不同？

      姚祖康：教学上的观点不相同。就比如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国外很多都偏重理论，他们没什么实践，因为国外是一种通识的，覆盖面比较广的，不单单局限在一个道路，或者道路某一个路面问题上。是比较通识的，或者说比较宽泛的教育。

      我们接受了苏联的东西，课程越分越细。每个老师都想有一门课，把自己的东西变成一门课。课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那么也就越来越专了。这种教育理念跟国外就不一样了。

还有管理上也有差异。比如实验室的管理。那几年里换了很多实验室主任，换到最后我系主任不想做，我想做实验室主任。我要来管管好这实验室。但是我看现在这实验室也是很难管。

      记者：实验室有什么问题？

      姚祖康：实验室有仪器，用仪器做实验不是完全给学生教学做，也不完全给自己的科研课题做。一部分给科研，一部分还要给生产上去服务，那么就牵扯到利益问题了。大家都想争取，你争我争，变成了个人的利益问题，搞不好。

      记者：那您当时怎么协调？

      姚祖康：我只能任命实验室主任，叫他们专门管教学实验这块，首先要把教学搞好。

      然后还想了各种办法，用实验室仪器要出多少钱，仪器坏掉要赔。当时老师们叫研究生来做实验，研究生又没做过，一碰就把仪器弄坏。修不来，都是进口的。

      类似这种问题不想提太多了，都管不好。实验室是很复杂的，利益交会。

      记者：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系里也要有资金，也要接项目，是吧？

      姚祖康：系是教师组成的，教师的科研项目，组合成系的项目。也不是不让老师接项目，国外的教师也一样接的，但是国外的教研室里面没有那么多老师。一个教授带着一堆人，用一个实验室，没这个问题。

      我们一个教研组有好几个老师，每个老师有不同的课题，共用实验室的仪器，弄不好了，这里的利益就出来了。有的老师要的多，有的老师要的少，有的老师只管用，不管维护，有的老师只管用，不管投入。

      记者：所以怎么解决呢？

      姚祖康：我不知道啊，我没搞成功。实验室的设备，如果是老师自己的钱来投入购置的，那没问题，你就用；现在实验室的设备是国家投入资金来购置，是大家的。某一个人用得多，其他人就会说为什么你用得多，对不对？

      记者：您最想改的其实就是课程和实验室。

      姚祖康：当然涉及各个方面了，课程方面是一个，研究方面是一个，还有管理方面，大家理念相同就相同了，对吧？

      记者：您想达成什么样的管理理念？

      姚祖康：就是效率吧。不牵扯什么经济利益。

      记者：纯粹的？

      姚祖康：找不到。我没想过，不是没想过，我没解决过。

所长八年

      记者：您还担任过交通研究所的所长？

      姚祖康：八二年以后研究所和系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研究所原来的研究员还继续研究沥青路面和结构设计，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小项目，比如材料项目。

      研究所属于比较松散地管，因为研究所主要是搞项目，他对他的项目负责，对项目组的人员负责。除了评职称要管，创收要管，人事要管，其他的不怎么管。

      记者：研究所分课题组吗？

      姚祖康：对，后来就成立了四个课题组，一个是我的，一个朱照宏的，一个林绣贤的，还有杨佩昆的，就这四个。那时候讲梯队，我的课题组主要是路基路面方面的，建设这样一个梯队。就像现在的院士团队。

      记者：当时您的课题组里面有多少人？

      姚祖康：有不少人，搞不清。研究生很多，把研究生包括进去，大概有十几个人。

      记者：那您觉得系主任跟所长这两个职务有什么不一样？

      姚祖康：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牌子不一样。所长就管科研，因为有一批人不是教师编制，是研究员编制或者工程师编制，这批人往往在研究所里面，是原来交通部转过来和后来分配来的。

      记者：系主任这边就是主要管教学？

      姚祖康：对。但是很难这样讲，没那么明确。没有分得很细。

      记者：当时有什么科研成果，是全国领先或者说国际上比较出名？

      姚祖康：国际著名说不上。全国领先呢，不知道。如果你参加国家或者省部的项目评审，评审的时候写的都是什么国家先进啊，国际领先啊，多得很。

      但是怎么讲，这个就是形式上的问题。

“不要讲什么第一”

      记者：您担任系主任时，申请到了全国第一个道路工程领域的博士点？

      姚祖康：这个也不是我申请的，是学校去申请的。我没做什么工作。当时我也不知道我是博士生导师，是学校给我申请的。

      当然，可能学校比较下来，这几个专业、这几个老师可以去申请，但不是我要去申请的。因为学校总该选几个比较老的，有点实力的去报送，学校当然希望越多越好。

      说真的，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工作，不像现在，要去拉票什么的。现在申请一个博士点可能好难好难，因为选票在别人手里边。

      记者：您培养出了第一个道路专业的博士。

      姚祖康：没什么，不要讲什么第一，总会有第一的。

      记者：当时您指导他做的什么方向？

      姚祖康：硕士是做砌块路面，后来博士做了一个路面管理系统。

      记者：路面设计和管理系统这两个方向差别还挺大的。

      姚祖康：对，完全不一样。一个是系统分析方面，一个是实的。管理是要建立数据库，测试、分析、预测，然后提出管理建议。跟路基路面研究完全不一样。

      记者：当时怎么会有这个跨越？

      姚祖康：因为国际上是刚开始搞这个方向。当时美国和加拿大刚开始搞。我八五年访学回来就推广这个东西。

      记者：当时国内的计算机水平怎么样？

      姚祖康：数据库方面，当时出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那时候我们上机是弄纸带，打孔。设计一个程序不知道要耗费多少时间。当时在国外也一样，可能机器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是打孔的。后来八五年回来就不打孔了。那时候电脑输入是很难的，不像现在的电脑。

（小标题）姚门弟子

记者：您从哪一年就不带研究生了？

姚祖康：大概02年左右。按学校规定的，那时候68岁退休，65岁就不让招研究生了。

记者：您带了一共有多少人？

姚祖康：60个吧，大概一半博士一半硕士。

记者：您门下出去的学生有什么品质，或者说您注重培养什么品质？

姚祖康：我不知道，跟我想的完全不同。不像我原来想的，像文科，老师有什么观点学说，然后学生去遵循着做下去。

工科不是的。方向可能也有相似，但是观念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也没有什么继承不继承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评价。但是有一个特点，他们说都怕我。

记者：为什么？

姚祖康：学生写的东西我要给成绩，学生出的东西，我要审查。

记者：您不纵容自己的学生。

姚祖康：基本上可能是比较严，但不能说个个都严，每个人都有不同情况。

记者：那您觉得是严点好还是松一些好？

姚祖康：当然严的好。但是有些达不到。也要放他一马。

（小标题）“同济派”

记者：有人把交通运输工程学科分为“长安派”“同济派”“东南派”等，这算是公路方面发展比较好的学校？

姚祖康：成为一派也不一定是发展好，就是说这是同济毕业生，那是东南毕业生，这是长安毕业生，仅此而已。

记者：有不一样吗？

姚祖康：有不一样。同济的学生跟其他学校的，那时候人家都讲，两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同济的毕业生，在工程单位里面，干实事的人多。别的人，可能搞关系的多，政治方面考虑的多。所以同济的人，往往很多就只是做底下卖力的人。这是人家讲的第一个差别。

第二个差别，有些学校的教学，把工程上面很多经验的东西，管理的方法都教给学生，所以那些学校的毕业生一到工地很熟悉，学校里讲过。

但同济的学生，不是很清楚工程上具体是什么个条例，什么操作程序。他一下子就有点懵。但是过个两年就不一样了。同济的学生很快就能掌握具体的东西，而且能够看得比较远，抓得比较准。而那些学校的学生，就少有潜力了。

人家跟我说同济毕业生跟其他学校的有这两个差别。

但是还有第三个差别。同济学生个个都比较傲。毕业生出去后觉得自己不错。

导致差异是教学上的原因。是偏重实践，还是偏重理论。因为我们毕竟是工程方面的学科，不是理科。完全理论了，不行。所以这个分寸的掌握也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当然是有宗派学团的观念。我是同济的，就帮同济的忙，他是长安的，就帮长安的忙。不能说是拉帮结派，只是有一点校友情节吧。

记者：有一种观点是把您视为同济派的代表人物。

姚祖康：代表人物之一。还有朱照宏啊，林绣贤啊。

记者：所以同济其实做上海的公路、道路方面的项目还挺多的？

姚祖康：也不太多。上海的路发展的不好。上海的路质量不好。上海修路的质量不如其他一些省，江苏的修路质量好。

记者：为什么？

姚祖康：那我不知道。都是同济的人，都是同济的学生。（笑）

（小标题）0.5分的遗憾

记者：2012年，您完成了最后一个科研项目，从此就与专业告别了。

姚祖康：对呀，当时已经退休十年了。他们叫我开会，我都不去。问我什么问题，我说都忘记了。

记者：《同济大学道路工程专业简史》是什么时候写的？

姚祖康：就今年3月份到5月份。三个月。

记者：那您心里还是牵挂着同济道路专业。

姚祖康：这个不是专业，专业是指技术层面的，《同济大学道路工程专业简史》不是技术，是史料汇总。

记者：为什么说告别就告别，心里没有感情吗？

姚祖康：不是有没有感情的问题。感情当然有了，问题就是没必要去做了。说老实话，现在很多会议并不想真心听你讲什么，只是一个形式。

记者：那您最近参加的与专业有关的事是什么？

姚祖康：去年参加过一个。路面专业的会议，是科技部的。那次为什么参加，是因为我想最后一次到北京，跟北京道别。

记者：您在道路专业上也有60多年了，您觉得您在同济道路专业中，担任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

姚祖康：教师的角色，做了一个尽力的教师的角色，一个尽力而为的教师。

记者：您给自己在同济的这几年打多少分？

姚祖康：4.5分。

记者：0.5分差在哪里了？

姚祖康：差在愿望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如果我能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它，采取更好的措施，或者更好的对策，可能效果好一点。

但是没有。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做好。

（小标题）争取一个生活的意义

记者：您退休后去了好多地方？

姚祖康：每年出去一两次吧，去过30几个国家，国内除了西藏没去过，其他都去了。

记者：您还学了摄影？

姚祖康：因为旅游要留纪念，所以我买了照相机。既然有了照相机，就要考虑怎么拍得好一点。我摄影书多的很啊。

记者：您现在在家都做什么？

姚祖康：消磨时间呀。

记者：看电视吗？

姚祖康：不看。基本上不看，或者说完全不看。电视剧不看的，电视剧我觉得就做假吧，新闻挑选个别的看看，我主要看那个国际和科教频道，纪录片之类的。看到后来怎么都是重复的，几个月、几年前的再放一遍，看来看去就那么几个东西，没新的东西了。

平时就听听音乐，散散步，然后玩玩手机。我主要看澎湃新闻，报纸订了一个《新民晚报》，我也不看，基本上是我老伴看。

另外就是游戏嘛，我只玩一个，数独。打扑克的玩几下就不想打了。难受的呀，没事做。

记者：您在道路专业已经六十多年了，想给后辈们说点什么？

姚祖康：希望他们有个美好的、理想的生活。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每个人，你想也好，不想也好，你努力也好，不努力也好，总有个想争取的目标和事情，争取一个生活的意义。

这个意义有大有小，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根据环境，根据时间，根据社会条件，这个意义是变化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应社会的一套方法和对策，从年轻的到中年的到老年的，都是想办法去适应，适应这个社会，适应这个环境。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这个人想仕途上有发展，这个人想学术上有进展，有的人想多赚点钱。

每个人有不同的标准，每个人有不同的目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